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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怎么可能被基因或環境束縛住？

2023-04-26 13:20:58 來源：新京報

《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物學》，[美]R.C.列萬廷著，羅文靜譯，三輝圖書|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

社會生物學的出現

(資料圖)

20世紀70年代，威爾遜首倡社會生物學，試圖用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來解釋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行為，并把這種大一統的理論建基于遺傳之上。在他看來，無論渺小似蟻還是復雜如人，皆是由基因鑄就的因果巨鏈上的一環，幽微的人性說到底不過是生物性的延續，道理很簡單，畢竟，人類也是一種生物。

按照這一邏輯，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里宣稱，生物學應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什么婚姻制度、利他主義、亂倫禁忌、階級斗爭等等，全都可以用基因、遺傳和自然選擇來解釋。他甚至認為，一旦他的理論得到普遍認可，“人文學科以及社會科學將縮小為生物學里特化的分支；歷史、傳記及小說，則是人類行為學的研究報告；至于人類學和社會學加起來，也只不過構成單一一種靈長類動物的社會生物學而已。”

紀錄片《細胞》（The Cell，2009）畫面。

如此激進的觀點當然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有意思的是，反對威爾遜學說最厲害的恰恰是哈佛大學的同事們，尤其是他的系主任列萬廷，以及古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 Gould）。這兩位學者不僅聯合部分同行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封反對社會生物學的公開信，之后還合寫了一篇標題古怪的重要論文，以圣馬可教堂的拱肩和伏爾泰筆下的潘格羅斯教授為喻，對決定論、目的論和結構-功能主義進行了既巧妙又猛烈的抨擊。在他們看來，這些完美主義的虛假觀念正是社會生物學的思想基礎——我承認他們的“拱肩說”對我的思考和寫作頗多啟示。

有些不公平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相較于威爾遜與古爾德，列萬廷更少被公眾記住。同樣都登上了《自然》雜志的訃聞版，威爾遜的支持者坦然宣稱他們已經贏得了半個世紀以來的理論紛爭，為列萬廷作悼的人卻把逝者對社會生物學的強烈批評淡化成“對遺傳學過分簡單化的擔憂”。列萬廷的社會影響也遠不及古爾德，后者20年前已經去世，卻靠優秀的科普寫作保持著不墜的身后之名。據我所知，譯成中文的古爾德作品不下十余種，而列萬廷的專著迄今一個中文譯本也沒有，其思想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存在很大的失衡。所以我認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物學》非常重要，盡管它只是一本演講集，盡管它只有短短的兩百多頁。

1990年，列萬廷受邀在加拿大廣播公司主辦的梅西講座上做了五場演講，以生物學的發展和爭議為主要例證，用一個內行人的身份，集中討論了科學與社會的復雜關系。《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物學》就是這個講座的結集。

科學的社會屬性

列萬廷按照演講的順序和結構，也將此書分為五章。在第一章里，他直接探討了何謂“科學”？在他看來，科學不是客觀真理，而是探尋真理的人類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并不超脫于政治、體育、戰爭等人類活動，它是與其他制度高度融合且相互協作的一種社會制度。

列萬廷質疑大多數人沒有看清科學的社會屬性，反而將其神話，使之取代宗教，成為“現代社會的首要合法化力量”——科學的方法和制度高于任何人類關系，科學的產物必定成為普世真理，自然的秘密一旦被科學所揭示，所有人都只能接受事實，“當科學開口的時候，就不可以反駁”。

從第二章開始列萬廷把重點放在生物學領域，討論19世紀以來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生物決定論。這種宿命觀在論證上顯得相當科學：人類的天性是社會的基礎，這種天性是遺傳的、不可更易，故而社會的結構與秩序也是恒定的，萬變不離其宗。相似的天性保證了一個社會的形成，而相異的天性則證明了人類社會無論如何總是不平等的，天然地具有階級性。

紀錄片《你體內的魚》（Your Inner Fish，2014）畫面。

毫無疑問，愛德華·威爾遜是列萬廷批評的主要對象，這從本書第四第五章的注釋就可以看出來——援引的都是威爾遜的著述。另一個被他針對的人物是威爾遜的學術盟友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后者提出的基因決定論構成了生物決定論的微觀基礎。列萬廷認為，這些人所做的工作其實是非常意識形態化的。說白了，就是用科學的語言說服人們，現實不僅本來如此，而且理應如此。他們不斷地告訴公眾，人性的先天差異不僅存在于個體之間，更存在于種族之間、民族之間以及國家之間。他們當中有人表示，黑人的融入會導致美國人智力水平直線下降；還有人強調，如果沒有北歐部族為衰敗的意大利文明注入“強有力的道德元素和智力元素”，就根本產生不了提香、達·芬奇和伽利略。在他們看來，就算平等是人類追求的理想，實質上的平等也不可欲——因為“自然”注定是不平等的，我們能夠期待的最好狀況無非是程序上的平等，就像以智力研究聞名的心理學家阿瑟·簡森（Arthur Jensen）所說的那樣，讓機會均等（而非實質平等）“在自然選擇過程中扮演基礎角色”。然而作為內行，列萬廷非常清楚，這些生物決定論的理論家們不過是借助他們的知識優勢來傳播偏見，因為遺傳絕不應該與不變畫上等號，基因的作用與環境的影響也從來沒有那么清晰。事實上，生物發展還存在既非基因也非環境的影響，比如細胞在分裂過程中的隨機擾動。

對達爾文學說的批評

正是在這一點上，列萬廷對達爾文以來的經典論述頗有批評。他認為達爾文把生命與環境的關系徹底割裂開來，從而把生物學帶進了過于機械的世界觀里。在達爾文的學說之中，外部世界自有其運轉的鐵律，生物體的成敗只能取決于它對這個外部世界的應對，這就是通常所謂“適者生存”的生命法制。換句話說，生命之所以存在，得以延續，始終出于被動緣于僥幸。

列萬廷認為這是不對的，自然與環境不是同一個概念，自然也并不會為生物體設定某種外部環境。實際上，環境不是獨立、抽象的東西，它與生命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很大程度上，生物體可以通過自身的活動，從自然中構建生存的環境。對于畫眉鳥來說，地上的小石頭是它的環境因素，因為畫眉需要用石頭來敲碎蝸牛的殼。但是對于啄木鳥來講，小石頭就不屬于它的生存環境。自然的各個部分可以通過無數種方式構成不同的環境，我們只能通過研究特定的生物體來認識它的環境。用比較“哲學”的話講，對于環境而言，生命具有很強的“主體性”，是它而不是別的什么確定和定義了環境。列萬廷甚至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拉馬克比達爾文更接近真相——拉馬克的“用進廢退”倒轉過來就正確了：不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導致內部結構的變化，而是內部結構的變化導致外部環境的改變。我想，如果當年列萬廷預見到表觀遺傳學的發展，他或許會更知道如何為拉馬克做辯護。

但是無論如何，《作為意識形態的生物學》絕非一本只批評無建構的小冊子。正如列萬廷在演講最后所說：“歷史遠遠超越了任何狹隘的限制，無論限制我們的是基因的力量還是環境的力量。”字里行間，我能感覺得到作者對人類未來懷有不小的樂觀。這讓我聯想起列萬廷最終做出的人生抉擇：當相伴74年的妻子去世，他主動絕食三天隨之而去。這樣的人，或者人性，怎么可能被基因或環境束縛住？

作者/西閃

編輯/宮照華羅東

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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