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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應對城市型水災害有沒有什么建議和策略

2021-07-28 13:30:55 來源：中國科學報

今年7月17日以來鄭州持續多日遭受暴雨襲擊，其中20日16~17時降雨量達到201.9毫米（mm）。消息轉來，第一反應，感覺這簡直不可思議！此前所知造成慘重損失的“75·8”暴雨，最大小時雨量為198.5mm。

求證為可信之后，聯系在日本與中國臺灣的朋友，得知日本1982年7月23日的長崎水災，奪走299人生命，暴雨中心最大小時雨量187mm，至今仍為日本城市水災中小時雨量的最高紀錄。臺灣大學教授張倉榮亦發來相關數據，其最大小時雨量紀錄為1974年7月6日214.8mm（澎湖）, 其次為2010年10月21日200mm（蘇澳）, 但前者是發生在外海離島上。

故張倉榮也認可，“這個（鄭州）是破了陸地測站的紀錄了！”一個千萬人口級的省會城市遭受到創紀錄的特大暴雨，災情之重刷新了人們的經驗認知，也引發了如何更好應對城市型水災害的沉重思考。

極端天氣下尤需警惕城市型水災

7月中旬，當歐洲暴雨洪水達到破紀錄規模時，筆者曾擔憂：“月初當北美熱浪達‘千年難遇’時，我曾說要警惕極端天氣的連鎖反應。這話應驗在了近日歐洲的大洪水上。下一個極端，會否轉到亞洲來呢？”當時筆者曾想，全球天氣系統紊亂達到極端量級時，不會輕易平息，亞洲該防范下一只“黑天鵝”了！沒想到，一語成讖！

鄭州此番降雨雖然與“75·8”暴雨的極端量級相當，但兩者并無多大可比性。“75·8”是強臺風深入內陸，到伏牛山區后滯留徘徊，形成超常特大暴雨，沖垮兩座大型水庫和數十座中小型水庫，造成極其惡劣的潰壩洪水；而這次鄭州暴雨，臺風“煙花”還在千里之外，卻與異常過早“北跳”的副熱帶高壓配合（7月北美高溫就與此有關），形成了高效穩定的水汽西送通道，且未達山區就將暴雨傾盆扣在了鄭州頭上。

雖說降雨量能在鄭州破紀錄，大大出乎人們所料，但是當千萬級人口的大城市遭受極端暴雨襲擊，基于對城市型水災害基本特性的認識，其災難之嚴重、應對之艱難，又完全是可想而知的了。

目前仍處主汛期中，臺風“煙花”登陸，人們亟待深化對城市型水災害特征的認識，全力做好風險防范。

城市型水災害具連鎖性、突變性與傳遞性

前述長崎特大暴雨造成的水災，暴露出許多傳統水災不具有的特征，從而建立起了“城市型水災害”（都市型水害）概念。其基本觀點是，現代城市的正常運轉對交通、通信、供水、供電等設施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城市空間的立體開發與資產密度的空前提高，以及向高風險區域的擴張等，都使現代城市暴露出了在洪水災害中的脆弱性，從而對防災體系建設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襲擊美國南部，因災死亡1833人，新奧爾良市因堤防潰決全城被淹。相比之下，1993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直接經濟損失為180億美元，而這次一座現代化城市因水患遭受滅頂之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250億美元，加上間接損失超過1200億美元。

現代社會中，城市型水災害的威脅對象、致災機理、成災模式與損失構成均發生了顯著變化，并表現出連鎖性、突變性與傳遞性的特征。

其一，連鎖性。現代城市中，交通、通信、互聯網、供水、供電、供氣、垃圾處理、污水處理與排水治澇防洪等系統在關鍵點或面上一旦因災受損，會在系統內及系統之間形成連鎖反應，使城鎮化區域更容易發生次生、衍生災害，導致受災范圍遠遠超出受淹范圍，間接損失甚至超出直接損失。其二，突變性。城市洪澇調控與適應能力增強，可減輕洪澇損失；然而一旦暴雨洪澇規模超出工程防控能力限度，便會出現損失急劇增長的現象。其三，傳遞性。現代工業體系中產業鏈更廣泛而緊密，遠在災區之外的企業，會因上游企業受災而承受傳遞的風險。

認清城市洪澇風險的連鎖性、突變性與傳遞性，是強化洪水風險管理與應急管理的重要基礎。

新世紀以來，我國人口城鎮化率從2000年的36.1%提升到2020年的63.9%，城鎮人口從4.59億增長到9.02億人；與此同時，城鎮建成區面積從2.24萬平方公里擴展到6.03萬平方公里。規模空前的城鎮化進程對我國防洪抗旱形勢產生了全局性的深遠影響。一方面，城市向低洼易澇區和山丘區擴張，加劇了洪澇與山洪對城市的危害，2006年以來，“城市看海”幾成常態。

另一方面，農村大量青壯勞力外出務工，農村和偏遠地區堤防常年維護與汛期搶險的能力明顯削弱；隨著農村土地流轉率的提高，一旦從事集約化經營的種植養殖大戶遭災，面臨的將是難以承受的巨大損失。水旱災害已構成區域返貧的潛在推動因素，風險不容忽視。

應對城市型水災害的策略與建議

對于城市型水災害，尤其當暴雨洪澇達到超標準的規模，完全依靠工程措施控制是很難的。客觀地說，像鄭州這樣極端暴雨的災難規模，遠超防洪排澇工程的調控能力，是對應急響應體系與能力的實地檢驗，也對韌性城市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明確城市的高風險點。城市遭受不同規模超標準暴雨洪澇的襲擊，受淹范圍與危險程度是明顯不同的。運用現代化的暴雨洪澇仿真技術，可以給出不同規模及不同組合條件下的城市洪澇風險圖，據此識別出水深、流急的高風險點，為應急決策與響應提供基本的依據。

其次，健全與完善分級預警與應急響應的體制機制。分級預警涉及災害種類、危及的范圍、危險的程度與緊迫性。我國已經建立了藍、黃、橙、紅四級預警體制，氣象、水文、國土、應急等多家部門根據各自的分工與掌握的信息分別發布暴雨、洪水、地質災害與防汛等預警信息，但是這些“有字無圖”的預警難以為相關部門和社會公眾所理解。另外，我國也已建立起自然災害的四級響應制度，編制了四級響應的各種預案。但是這些預案大多未以風險分析為基礎，且多年未針對變化環境進行過任何修編，針對性與可操作性不強。尤其針對鄭州這種創紀錄的暴雨，實際規模已經大大超出通常意義上的紅色預警級別，更無相應預案可循，這也是本次應急反應遲鈍的原因之一。

第三，全面加強搶險救災、轉移安置的能力建設。面對超標準規模的城市洪澇災害，要全力搜救死傷人員，為因災陷入困境的人與家庭提供幫助，盡快恢復城市生命線系統（交通、通信、網絡、供水、供電、供氣等），保障城市基本生活用品的供給，盡快排除關鍵區域的積水，恢復與保障醫療系統的正常運轉，做好衛生防疫，清理與處理好倍增的水災垃圾等，需要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的協調聯動，也需要全社會的動員與參與。沒有平時的準備和足夠的能力建設，再好的預案，也可能無力實施。

第四，恢復重建應考慮更具災害韌性的要求。大災之后的恢復重建，如果只求恢復原樣，當下次災害來臨，仍難免再次成為水毀的對象。針對氣候、環境的變化趨勢，災后重建中如何使社區以及城市更具適應性與耐淹性，是韌性城市建設中必須把握的機遇。

最后，大災之后，務必認真總結與反思，找出水災中暴露的薄弱環節與新的迫切需求，為修訂與完善相關法規、創新防災減災與減輕風險的運作機制、健全災害風險管理與應急管理體系提供基本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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